聪明人办错事或是办坏事都是因为私心杂念作怪做事时不能冷静思考

聪明人办错事，或是办坏事，都是因为私心杂念作怪，做事时不能冷静思考、公正决断造成的。所以说，许多事情办糟了，并不是办事人智慧不足，而是由于一时发昏造成的。人们常说：利令智昏。其实能使智昏的并不仅仅是利、名、位、权、势等，所有的私欲都可能使人头脑发昏，认不清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失败的恶果。所以说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要减少自己的欲望，淡泊名利，这样才会养成一颗与世无争的平常心。

本篇讲述到治理国家不应以好高骛远、玄妙难行为贵，而应切合实际，求真务实，以符合国情、实事求是为基础，这是治国治民的根本出发点和良策。

治国之要 贵在务实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纆。”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肯。”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粱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而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

《淮南子》中说：“对于溺水之人，给他金玉珍宝，不如给他一根救命的绳子。”韩非子说：“让饥饿之人先饿上百日，而后许诺给他好酒好饭，他定会不答应。”也就是说：治国之策无所谓高低贵贱，关键是能成事。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智者微妙高深的道理，就是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为众人立法，却尽讲聪明之人难以明白的话，则普通人就更难懂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指望以美酒佳肴吃饱饭的；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奢望有锦绣花衣穿的。所以说，治理国家，急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太缓慢了也于事无补。现在所治理的政事，都是民间杂事，因此，如不用平常人能明白的道理，而是用上智之人难以理解的事理去解释，那就离百姓太远了。因此，精妙高深之言，不是大众百姓所需要的。”

所以《尹文子》中说：“凡是虽有道理但无益于治国的话，君子不去讲；虽有能力，但无益于事情本身的，君子不做。因此，君子不超越出名、法、权术的范围；君子所为不超出种田务农、行军布阵的范围。也就是说，要做有用的事。”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异，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现在的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都高，办事想比所有的人都强，辩论想出类拔萃，勇力想超越众人。但是出众的品行并不能教化人民；高超的办事能力并不能应急而用；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游说千家万户；过人的勇敢也不能与众将士行军打仗。总之，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明君顺应天地万物以通过险阻，制定法度来治理天下，使聪明人与愚笨人不相互轻视，使巧妙的与粗俗的不相互抛弃，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方法。

所以叔孙通准备为朝廷制定礼仪，汉高祖说：“制礼有困难吗？”叔孙通说：“礼，是随着世俗人情而变的，以此来作为对人行动的节制和修饰。”张释之对文帝讲论利国便民的事，文帝说：“说得平实一些，不要唱高调，说些现在可以施行的。”由此可知，当权者如不根据时俗的具体情况去做急需之事，而一味地好高骛远，崇尚异奇，那就犯了让饿了多日的人等着吃美味佳肴的错误，或是和拿着金玉去救溺水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