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传统儒学相比隋唐五代经过整理和改造后的儒学更加适合统治集团

和传统儒学相比，隋唐五代经过整理和改造后的儒学更加适合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也得到历朝统治者的提倡。唐太宗时，不仅皇帝本人“锐意经学”，还在各方面显示对儒学的尊崇。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诏以历代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等人配享孔子庙庭。同时敕令将孔颖达等人撰定的《五经正义》颁行全国，令天下传习。他还在许多场合极力弘扬孔子之道，在为太子所作的《帝范》篇中，他基本上都采用了儒家的帝王之术。

唐太宗以后诸帝基本上都崇尚儒术，即使是极力推崇老子的唐玄宗李隆基也不例外。玄宗在东宫时即常幸太子讲论。即位之后，又屡诏州县及百官荐举通经人才。开元二十六年（）曾下诏曰，孔子之术能启迪仓灵，美政教，化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为此，特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将其抬上帝王之位。尤其重要的是，在唐初及玄宗时代，尊崇儒学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被视为官方的政策。在《唐律》中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规定，《唐礼》也基本上体现了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并以孝悌作为礼教的根基。在唐玄宗时制定的《大唐六典》中，对发展儒学作了详细的规定，将振兴儒学的政策进一步具体化。此外，唐玄宗还亲注《孝经》，以此作为全体百姓的御定课本。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中，“孝道”是最有用的。欲求忠臣，必于孝子，这不仅是唐王朝统治者的别出心裁，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

玄宗以后，唐代各朝皇帝都在发展与振兴儒学方面作出了努力。代宗执政后自谓，“志承礼体，尤重儒术”，欲“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大历元年（）正月，代宗根据国子祭酒萧昕的奏言下敕曰：“理道同归，师氏为上，化入成俗，必务于学”。并令官人子弟入学补国子生，同时选拔和培养经学师资，重兴太学。文宗之时，准国子监奏官九经字体，刻之于石，进一步加强了经学教材的统一。文宗、宣宗、武宗等采取了一系列排挤佛道的措施，也与试图重振儒学的国策有关。

五代各朝在文教政策方面基本上承袭隋唐旧制，设置学校，雕印儒经，传抄传注，删定礼乐，奖掖明经人才在当时非常普遍，崇儒之风不比前朝逊色，在隋唐及宋辽金元之间起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五代之时，官学微弱，学馆、书院等教学形式颇为发达，这类学校虽为名儒隐居讲习之所，学习空气比较活跃，但基本崇尚的还是儒家思想，如罗绍威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服膺儒术，明达吏理。”窦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江州名家陈氏，几中栉架及男女授受、通问、婚葬，悉有规制。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儒家私学发达的原因首先在于统治者的提倡，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其次是由于经学较之文学及其他学科易学，易于中举升官；再有儒学发展到隋唐五代已向简易与实用的方向发展，其思想内容已从文人雅士向平民百姓渗透，因此，发展与振兴儒学在唐末五代有官方和民间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其思想内容虽是保守的，束缚民众头脑的，但在文化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蒙养教育

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相当于普通小学教育的初级阶段，但比一般小学教育的含义更为广泛。也包括一般幼童入学之前和学校之外，通过各种形式所受到的启蒙教育，是特指在乡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那部分经过一定的组织过程，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所进行的文化、道德启蒙教育。

蒙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这类蒙学大多不如官学正规，教学质量也较低。南宋陆游的《秋日郊居》诗中曾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学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陆游自注：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从这个平时闭门大睡，又任凭孩子嬉闹仍郑重其事讲说村书的“愚儒”来看，蒙学质量虽低，但师生关系倒是比较随便。农家派遣子弟于冬闲季节入学习读村书，目的也不过是学习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要求不高，设置是季节性的，条件简陋，教师收入也自然很低。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追述自己童年的启蒙老师叫乐君的人，家境贫寒，草庐三间，以两间处诸生，一间让妻子居住，靠讲学为生。平时往往因束惰不继而忍饥耐寒，以致其妻因米竭而不胜愤怒，闯入学舍，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仆于舍下，被群儿环笑掖起。类似的日子，几五十年“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不倦。”像叶梦得的老师乐君这样常常饿着肚子，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教学，又与儿童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事例，也可反映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宋代蒙养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务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