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传统儒学相比，隋唐五代经过整理和改造后的儒学更加适合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也得到历朝统治者的提倡。唐太宗时，不仅皇帝本人“锐意经学”，还在各方面显示对儒学的尊崇。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诏以历代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等人配享孔子庙庭。同时敕令将孔颖达等人撰定的《五经正义》颁行全国，令天下传习。他还在许多场合极力弘扬孔子之道，在为太子所作的《帝范》篇中，他基本上都采用了儒家的帝王之术。

唐太宗以后诸帝基本上都崇尚儒术，即使是极力推崇老子的唐玄宗李隆基也不例外。玄宗在东宫时即常幸太子讲论。即位之后，又屡诏州县及百官荐举通经人才。开元二十六年（）曾下诏曰，孔子之术能启迪仓灵，美政教，化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为此，特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将其抬上帝王之位。尤其重要的是，在唐初及玄宗时代，尊崇儒学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被视为官方的政策。在《唐律》中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规定，《唐礼》也基本上体现了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并以孝悌作为礼教的根基。在唐玄宗时制定的《大唐六典》中，对发展儒学作了详细的规定，将振兴儒学的政策进一步具体化。此外，唐玄宗还亲注《孝经》，以此作为全体百姓的御定课本。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中，“孝道”是最有用的。欲求忠臣，必于孝子，这不仅是唐王朝统治者的别出心裁，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

玄宗以后，唐代各朝皇帝都在发展与振兴儒学方面作出了努力。代宗执政后自谓，“志承礼体，尤重儒术”，欲“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大历元年（）正月，代宗根据国子祭酒萧昕的奏言下敕曰：“理道同归，师氏为上，化入成俗，必务于学”。并令官人子弟入学补国子生，同时选拔和培养经学师资，重兴太学。文宗之时，准国子监奏官九经字体，刻之于石，进一步加强了经学教材的统一。文宗、宣宗、武宗等采取了一系列排挤佛道的措施，也与试图重振儒学的国策有关。

五代各朝在文教政策方面基本上承袭隋唐旧制，设置学校，雕印儒经，传抄传注，删定礼乐，奖掖明经人才在当时非常普遍，崇儒之风不比前朝逊色，在隋唐及宋辽金元之间起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五代之时，官学微弱，学馆、书院等教学形式颇为发达，这类学校虽为名儒隐居讲习之所，学习空气比较活跃，但基本崇尚的还是儒家思想，如罗绍威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服膺儒术，明达吏理。”窦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江州名家陈氏，几中栉架及男女授受、通问、婚葬，悉有规制。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儒家私学发达的原因首先在于统治者的提倡，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其次是由于经学较之文学及其他学科易学，易于中举升官；再有儒学发展到隋唐五代已向简易与实用的方向发展，其思想内容已从文人雅士向平民百姓渗透，因此，发展与振兴儒学在唐末五代有官方和民间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其思想内容虽是保守的，束缚民众头脑的，但在文化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蒙养教育

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相当于普通小学教育的初级阶段，但比一般小学教育的含义更为广泛。也包括一般幼童入学之前和学校之外，通过各种形式所受到的启蒙教育，是特指在乡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那部分经过一定的组织过程，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所进行的文化、道德启蒙教育。

蒙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这类蒙学大多不如官学正规，教学质量也较低。南宋陆游的《秋日郊居》诗中曾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学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陆游自注：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从这个平时闭门大睡，又任凭孩子嬉闹仍郑重其事讲说村书的“愚儒”来看，蒙学质量虽低，但师生关系倒是比较随便。农家派遣子弟于冬闲季节入学习读村书，目的也不过是学习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要求不高，设置是季节性的，条件简陋，教师收入也自然很低。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追述自己童年的启蒙老师叫乐君的人，家境贫寒，草庐三间，以两间处诸生，一间让妻子居住，靠讲学为生。平时往往因束惰不继而忍饥耐寒，以致其妻因米竭而不胜愤怒，闯入学舍，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仆于舍下，被群儿环笑掖起。类似的日子，几五十年“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不倦。”像叶梦得的老师乐君这样常常饿着肚子，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教学，又与儿童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事例，也可反映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宋代蒙养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务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