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

民众不畏惧死亡，为何还要用死亡来威吓他们呢？如果民众害怕死亡，那么对于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我依法惩治杀掉他，谁还敢为非作歹呢？如果民众犯罪依法惩处必死者，则常由执行杀人的司法部门去处置。代替刑戮者去胡乱杀人，这可以叫作硬代大工匠砍木头，那代替高明木匠的人，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

生对于我们而言是有重大意义的，没有生命，谈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毋庸置疑的。老子说民众不害怕死亡，为什么人民会不怕死呢？这是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我们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不难发现民不畏死的原因了。春秋晚期，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的统治者荒淫无度，而且对人民施行苛刻的政令，甚至不惜屠杀人民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朝不保夕，他们对生的渴望很淡漠，死对于他们而言已不再可怕，在他们看来生是痛苦的，死倒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所以他们自然不害怕死了。对于不怕死的人以死相威胁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老子提出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质问，其中夹杂的愤懑情绪是我们能读得出、感觉得到的，老子之所以会愤然，是因为他对人民的仁爱和怜悯以及他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老子紧接上文的“民不畏死”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如果民众害怕死的话，统治者就可以对那些为非作歹之徒依法判以死刑，那么以后谁还敢为非作歹呢？在这里老子提出了一个杀一儆百的方略。老子是仁慈的，他反对战争，更不提倡杀人，老子用“杀”会让人感到别扭，但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老子提倡要杀的是为非作歹、胆大妄为的不法之徒，而不是普通的劳苦大众，就不难理解老子的思想和意旨了。

一旦人民不再畏惧死亡，那么国家的苛刻制度和严酷刑法就无法发挥作用，也就形同虚设了，或者说它不再有惩处的作用和震慑的威力了，那些为非作歹之徒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此种情形之下，国家势必更加混乱，人民更是无活路可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就会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如果统治者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让人民有衣可穿、有饭可吃、有屋可居、有乐可享，人民自然就会珍惜自己的生命，自然不会再去冒险和为非作歹。天下太平，苛政也就失去了威力，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就会稳固。圣明的统治者懂得去珍惜生命，不轻易实施酷刑，对人民进行道德法律制度的宣传教化，使他们在畏惧死亡的同时明白了法律的威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这是老子针对当时国家法律的混乱和不健全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老子明确提出为官者应各司其职，任何越俎代庖的行为都会以伤害自己而宣告终结，这是统治者必须注意的。

杀一儆百：雍正帝偷匾训臣，整顿吏治

康熙掌政时期，国家呈现出太平盛世的局面。康熙时期的繁荣得益于康熙治理天下有方，然而康熙晚期，国家却一直走下坡路。一方面是他晚年多病，不能勤政；另一方面是确立皇储的问题搅得朝中一片混乱。因此，在他统治的晚年，朝中官员渐渐疏于政治，因循敷衍、懒散拖沓、贪污行贿把官场弄得乌烟瘴气，一直蔓延到雍正初年。

一天，雍正让手下趁别人不注意时，把刑部大门上的匾额拿了回来，藏在屏风后面。然后雍正耐心地等待，看看刑部有什么反应。

可是当他们抬头看皇上时，只见雍正脸色阴沉，官员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慌忙补充说：“应该在吧！”说罢，不敢言语。

雍正向近旁的侍从招招手，两个内侍便把刑部大门外的匾额从屏风后抬了出来。刑部主管官员一看，吓得直哆嗦，一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雍正指着放在大殿中央的匾，厉声说道：“这块匾额已经放在这里七天了，可你们却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么大的缺陷你们居然都没有注意到，不知你们平日会疏忽多少事务！堂堂一部之首尚且玩忽职守到如此地步，又怎么能以身作则、教导下面的人勤于公务呢？”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