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办错事，或是办坏事，都是因为私心杂念作怪，做事时不能冷静思考、公正决断造成的。所以说，许多事情办糟了，并不是办事人智慧不足，而是由于一时发昏造成的。人们常说：利令智昏。其实能使智昏的并不仅仅是利、名、位、权、势等，所有的私欲都可能使人头脑发昏，认不清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失败的恶果。所以说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要减少自己的欲望，淡泊名利，这样才会养成一颗与世无争的平常心。

本篇讲述到治理国家不应以好高骛远、玄妙难行为贵，而应切合实际，求真务实，以符合国情、实事求是为基础，这是治国治民的根本出发点和良策。

治国之要 贵在务实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纆。”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肯。”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粱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而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

《淮南子》中说：“对于溺水之人，给他金玉珍宝，不如给他一根救命的绳子。”韩非子说：“让饥饿之人先饿上百日，而后许诺给他好酒好饭，他定会不答应。”也就是说：治国之策无所谓高低贵贱，关键是能成事。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智者微妙高深的道理，就是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为众人立法，却尽讲聪明之人难以明白的话，则普通人就更难懂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指望以美酒佳肴吃饱饭的；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奢望有锦绣花衣穿的。所以说，治理国家，急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太缓慢了也于事无补。现在所治理的政事，都是民间杂事，因此，如不用平常人能明白的道理，而是用上智之人难以理解的事理去解释，那就离百姓太远了。因此，精妙高深之言，不是大众百姓所需要的。”

所以《尹文子》中说：“凡是虽有道理但无益于治国的话，君子不去讲；虽有能力，但无益于事情本身的，君子不做。因此，君子不超越出名、法、权术的范围；君子所为不超出种田务农、行军布阵的范围。也就是说，要做有用的事。”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异，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现在的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都高，办事想比所有的人都强，辩论想出类拔萃，勇力想超越众人。但是出众的品行并不能教化人民；高超的办事能力并不能应急而用；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游说千家万户；过人的勇敢也不能与众将士行军打仗。总之，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明君顺应天地万物以通过险阻，制定法度来治理天下，使聪明人与愚笨人不相互轻视，使巧妙的与粗俗的不相互抛弃，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方法。

所以叔孙通准备为朝廷制定礼仪，汉高祖说：“制礼有困难吗？”叔孙通说：“礼，是随着世俗人情而变的，以此来作为对人行动的节制和修饰。”张释之对文帝讲论利国便民的事，文帝说：“说得平实一些，不要唱高调，说些现在可以施行的。”由此可知，当权者如不根据时俗的具体情况去做急需之事，而一味地好高骛远，崇尚异奇，那就犯了让饿了多日的人等着吃美味佳肴的错误，或是和拿着金玉去救溺水者一样。